文化大革命

参见：文化大革命年表

中共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62]：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結果是“劉、鄧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間當權的勢力之間發生內部爭鬥，林彪失勢並因篡位失败而逃走，最终于1971年墜機身亡。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林彪死訊漸漸為人所知，邓小平再度遭到批鬥，華國鋒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与其他党内元老粉碎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五·一六通知与文革工作组（1966.5 - 1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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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和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五·一六通知》。直到这次刊载前，1966年5月16日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63]。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社会图景，其中许多地方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内容相似。5月16日，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大会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8][21][22][163]。根据新华社的表述[164]：

“

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

——新华社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爆发，分别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165]。 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163]。对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即时公开[166]:41。

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167] 林彪还开始倡導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168]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他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166]:55。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而这个小组正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8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6月6日，《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南共产党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169]：

“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片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

文革学者马若德和沈迈克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66]:48。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文革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166]:72。

《毛主席语录》，原本是1964年林彪在軍中發行的，1966年8月文化部召開全國毛主席著作印發會議後，便流行開來[170]。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171][172]。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173]。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红卫兵组织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领导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力图把运动置于各级党组织的掌控之下[174]。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指示，将“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166]:65。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进驻后，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教师的批判，同时按照原先的做法开始“划左、中、右三派”，结果引起激进学生的不满，引发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据统计，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75]。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撤销工作组与“十六条”（1966.7 - 1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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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前向江边群众挥手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7月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称为“三旧”[168]。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176]。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後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的言论，一起印发大会。[166]:92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刊于报刊

8月8日，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发布[23]，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66年9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游行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分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红卫兵与大串联（1966.8 - 1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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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红卫兵、红八月、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三司、破四旧和全国大串连

1966年8月18日，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受紅衛兵們「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进行全国大串联[177]。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166]:107。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8月18日，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66][177]。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发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明确命令军警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惡化[178]。《红旗》杂志于8月21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179]。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180]、南京大学[181][182]、上海音乐学院[183]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大串连期间的大量人口无序流动，也引发了1966-1967年中国流脑大流行，超300万人感染、16万余人死亡[184]。

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66][166]:128-130。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因遭红卫兵迫害，作家老舍在北京“八二三事件”后投湖自尽[185]，翻译家傅雷于9月初在上海与夫人一同自尽[186]。全国还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87][188]。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萬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萬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萬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萬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66]:117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于天安门广场视察红卫兵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作为受批判对象，在会上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20] 在这次为期近三周的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遭到批斗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189]。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0]。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并于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而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又于1月6日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191]。

1967年3月份，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停止红卫兵串联活动，但事实上直到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10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活动才基本结束。

一月风暴与夺权运动（1967.1 -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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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和三支两军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情景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运动”的开始，工人造反派势力壮大[192]。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相继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66]:170-172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193]:429-430。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但是，在1967年初混乱的局面下，军队难以区分究竟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此外军队大多数对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与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193]:431。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发生了军区部队屠杀“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但在4月6日《军委十条》出台和中央的批评之下，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军队支左负责人先后作检讨，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形势完全逆转。同时军队代表作为“三结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军队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国由下而上地全面实现了夺权[194]。据统计[195]：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军队干部事实上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

1967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批斗会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166]:189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1967年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66]:195-196 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贵州革命派造反情景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打倒刘少奇，康生等人还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政治运动[196]。林彪、江青等还宣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政治案件。 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一文批判刘少奇[197]：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98] 5月17日，在“抓叛徒”政治运动中，江青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攻击周恩来，但在毛泽东的反对下未引起政治反响[199]。 5月18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继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批判[191]。

全面内战、政治清洗与上山下乡（1967.7 - 1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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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武斗、文攻武卫、清理階級隊伍和上山下乡运动 1967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书写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刊于1967年11月《人民画报》

夺权运动中，各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也日益严重[200][201]。1967年7月20日，湖北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抢军队的权[36]。8月7日，谢富治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202]。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此后进入了“全面内战”的状态[36][201][203]。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

1968年“芒果崇拜”的宣传标语

1968年春，继“四个伟大”口号后，在全国范围内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出现新的高潮，口号是“三忠于四无限”。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1968年4月至7月，北京爆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试图停止武斗，此举类似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派遣“工作组”的措施，但遭到清华红卫兵头目蒯大富等人的暴力抵抗，史称“七·二七事件”。7月28日，毛泽东等人召见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严厉批评他们的行为，红卫兵组织自此失势[76]。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表示支持工宣队，并引发“芒果崇拜”，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转折，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革[204]。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此后大规模武斗渐渐平息。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為主，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政治组织解散[76]。与此同时，至1968年底，全国所有工人造反派组织也都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192]。

林昭，1957年成为全国第一批右派，獄中公开反對毛澤東，1968年遇害。

另一方面，1968年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清理階級隊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大规模清查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文革早期活跃的不少造反派成员开始遭到政治清算，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亦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41][85][205][206]。有学者估计，此间全国有约3000万人被迫害，超50万人死亡，出现大量冤假错案[41]。1968年10月初，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207]：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随后，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批判刘少奇攻击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208]。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209]

刘少奇遗体

毛泽东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66]:278。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166]:281。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166]:273

中共九大、政治清洗与九一三事件（1969.4 - 1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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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共九大、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存废之争和九一三事件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关系破裂。

“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210]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鬥、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211]。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212]。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213]。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214]。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15]。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15]。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216]。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此三份文件合而为一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运动期间相当多的人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文革早期活跃的不少造反派成员遭到清算整肃，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学者估计造成至少数十万人死亡[52][206][217]。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与此同时，因刘少奇在此前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而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218]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218]。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219] 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219] 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但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國志》中孫權勸曹操稱帝的故事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220]

林彪与毛泽东在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8-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221]。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与此同时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此外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221]。 林彪仅表示附和[221]。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及林彪出逃，存在不同说法。林彪出走的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222]。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223]。据中共官方表述，1971年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是为“九一三事件”[223]。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五七一工程纪要》影印本封面，可见其被定义为“反革命政变纲领”文革研究学者王年一、何蜀认为，关于中共史料所述的“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224]，中共承认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225]，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218]。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218]。还有学者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是林彪背后指使（1971年毛泽东南巡期间，评价林彪的讲话“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而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藉口[214][226]。高文谦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214]。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226] 但也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的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222]。其中一个论点是，“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222]

四人帮、中共十大、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与四五运动（1971.9 - 1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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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四人帮、中共十大、批林批孔运动、批“黑画”运动、评《水浒》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之死和四五运动

四人帮：江青（左上），张春桥（右上），姚文元（左下），王洪文（右下）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27]。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228]。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但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229]

从1974年开始，中国大陆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230]。此后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批“黑画”运动。运动名义上的目标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表面上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但实际意图是将矛头指向当时已成为四人帮最主要政治对手的周恩来[231]。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故“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国际上，苏联则评价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恐怖运动”、要毁坏“文化珍品”[232]。当时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233]，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234]，认为孔孟是“人道主义”、批判法家“反人道主义”[235]。但此举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235]。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中认为，“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36]

1975年12月，美国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及夫人访华，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谈[237]。当时邓小平的文革整顿工作已中断，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238]。

另一方面，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政坛[239]。1974年10月，周恩来病情恶化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将邓小平重新推上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238][240]。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238]。1975年8月，四人帮依靠毛泽东对《水浒传》“反面教材”的评价，发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水浒传》也因此被大量出版发行[241][242]。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姪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11月，在毛远新等人多次“提醒”下，毛泽东开始担心文革之后被翻案，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邓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婉拒，导致毛泽东不满[238][240]。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中断、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238][240]。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243]。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邓小平第三次下台[240]。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毛泽东之死与怀仁堂事变（1976.9 - 19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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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毛泽东之死、四人帮和怀仁堂事变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大陆的哀悼标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244]。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即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

而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註 13]。在四人帮的操作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244][246]

10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247][248]。这次事件被称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9][47]。事件爆发后，汪东兴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246]。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